晋作家具独特风格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地理与经济原因的

在众多的地方家具流派中，山西地区的晋派颇有特色。前面我们叙述过在清以前并没有形成地方家具流派，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流派都是清以后的。晋派家具大约形成于明永乐(1424年)以前，它注重实用且用料大器，追求一种威武、壮硕的风格，其造型淳厚，结构严谨，做工精细，具有明显的崇尚局部木雕装饰的北方地方特色。这种民间木家具向以嫁妆和柜类的技艺精湛和乡土味浓重而著称，直到清代尚在沿袭生产。

晋作家具独特风格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地理与经济原因的。据说，李自成兵败之后.农民起义军卷走了京都的大量财宝，准备退居山西后东山再起，结果此事并未如愿，这巨大的财富流失民间，孕育了一个闻名海内的行业，那就是山西的钱庄，又在钱庄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这些聚财万金的富豪，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现今名扬四方的“乔家大院”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在山西，比乔家大院规模大的还有王家大院等许多名院。这些深宅大院，当然需要大量家具来陈设，所以晋派家具应运而生。又因明初，平阳府、汾州府、太原府一带的农业、手工业较快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城池寺庙和民宅的相继营缮，也推动了木家具的发展与提高。特别是太原府踞军事要塞，社会经济有一定基础，明初北塞军事消费增大，商贸日愈繁荣，阳曲、榆次的木家具也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主要产区，同时也带动了大同府家具业的兴起。

晋作家具以漆木家具为主，它渊源于在山西建都的尧、舜漆器，后来则主要投向于推光漆、云雕、螺钿和漆画等技法的运用。

晋作木家具与漆木的发展，显见是有差异，前者自古以来始终在延绵地渐进；后者则是间断地、产地分散地推进，有的技法起步也晚。如果从时间上推断，晋作家具大体上是由南向北的扩展，并遍及各地，其主产则以太原府、阳曲、榆次较为集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首先是移民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元末政治腐败，战乱频繁，加上黄河决口、蝗灾流行，中原一带“赤地千里，荒无人烟”。毗邻的晋地却风调雨顺，生活安定。于是中原人口大量入晋，使晋南一带人口稠密，社会负担沉重。明灭元之后，为了巩固其基础，在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的同时，自1368(洪武)——1419（永乐)的五十年间，以洪洞县广济寺为移民点，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移民，移民到了新地方，带去了晋文化及农艺、匠艺，其中也包括家具制作手艺。

冯骥才先生是一位民间文化的热心保护者，他的《紧急呼吁——民间文化拨打120》（文汇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书中便提到了在北京的高碑店、吕家营一带安营扎寨的山西古董贩子，提到了他们所倒卖的家具、铁钟等古物，还用了“特别是山西人”的提法。

“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家具收藏者、鉴定家，曾将明式家具归纳为“八病十六品”；他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几件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已成该馆的镇室之宝。他于1957年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见《锦灰堆》一书，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上的文章《呼吁抢救古代家具》中特别提到了山西家具，说：“几个月前，北京市木材公司派专人去山西买旧木器，逐批运回来后，崇文门外红桥市场上硬木材料满坑满谷，原来都是拆散了的家具，其中非常精美的紫檀龙大床也已身断肢分，惨不忍睹。

我问当地木材公司的同志，为什么好木器不整着运回来。他说：成件的硬木器山西不让出境，拆散了就可以随便运，没有人过问。反正我们卖材料，没关系。”王先生这里也用了“山西的情形就更严重了”的字眼。

山西式样的家具，行话曰“晋作”。它与苏作、京作、广作合为中国家具的四大流派。

晋作家具成派于清，体量朋硕，沉穆劲挺，框厚板实，大边坚梆为之特色。其用料手面阔大，以当地所产核桃木为主，榆桦松杉辅之。

由于材质稍逊，限制了雕镂工艺的施展，于是便在漆工上做起了文章，铺麻披灰，黑漆描金，十分的讲究，如今平遥推光漆、绛州雕漆能成为特色工艺，与此大有关系。

而雕饰精微玄妙处，以牙板局部为最。硬鼓纹者，或回字纹，或拐子纹，软鼓纹者，或如意纹，或赤虎头草尾纹，皆素朴省略、扼要概括样式也，虽有勾勒点染、镂刊摛藻之备，却无堆砌饾饤、寻章摘句之象，这与评判好文章的标准“辞约而事举，言简而意赅”似有同工之趣。

晋作家具做工精巧，玲珑剔透之构可与苏作的灵空文绮轩轾，雄健凝重之态可与京作的雅致堂皇颉颃，铺张扬厉之势可与广作的秾华靡丽伯仲，样式则多为仿清三代紫檀工，乾隆味很浓。其结构精密巧妙，纹式简约洗练，虎腿花牙，束腰托腮，或雕刻镂凿，或螺钿镶嵌。

由于交通闭塞，滞于往来，晋北家具形态上更近乎明式，且蕴存宋

目前，能集中观赏到晋作家具的地方有位于平遥县城南大街的三晋大财东家私博物馆（原为百川通票号），藏有万余件清中叶之后的家具；位于祁县县城东大街的雨楼明清家私博物馆（原为巨贾何氏家族的宅院），藏品有4000余件。另在几处晋商大院内也有精致收藏。

祁县乔家大院中的犀牛望月镜为铁梨木材质，上部镜体为毛光玻璃，直径一米左右，周围有祥云映衬，为镂空雕刻；下部是一只回首的犀牛，卧于基架之上，背驮镜体。犀牛角目峥嵘，身甲清晰可见，四蹄形态，仿佛要腾空翔云，上下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凝重威严、端庄朴素之感。通体呈重枣暗色，表面光泽四溢，不乏秾艳华丽。此镜一座便重达一吨,目前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只九龙灯做工极为精巧，高0.9米，上刻九条蟠龙，其中的八条分上下两层呈卐字型排列，中以一轴贯通，为乌木质地。另一八条屏上刻傅山书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刻工真实地再现了傅先生扫帚行笔的洒脱自若、遒劲雄浑。

太谷三多堂中收藏有400余件明清家具，多为乌木、黄花梨木、核桃木制成。其中的五扇式百寿大屏风，花梨木框架，大理石镶嵌，堪称明清家具之极品。此屏高3.8米、宽5米，重达千斤，上镶有92块大理石，嵌石周围以象骨包边，其整体由15副榫卯组合而成，呈八字收缩状，取内敛外放之意，上部为云雷纹图，中心为三晋书法大家，号称三代帝师的祁隽藻的字迹，内容为两汉十八位名贤之箴言警句、训词忠告，两侧各立一对小狮子，口含丝带，足蹬彩珠，属厚重中的玲珑，陡峻中的弛缓。

另有一大理石嵌帮的大烟榻格外气派风致。榻上置一张小炕桌，为楠木葡萄瘿剖制而成，图案浑沌莽苍、蓬芜庞驳，依其尺寸，非千年古树不能结。岁寒三友镜之造型类似于犀牛望月镜，只不过将“犀”之“喜”的谐音喻示，变得更具文人气息罢了，其圆型镜面也换成了山水纹饰的大理石。

而另一件羽毛镜为乾隆年间的制品，方镜之上以翠鸟之羽贴成一幅面积约半平方米的山水画卷，至今仍熠熠闪烁、荧光映耀。馆藏的多种椅子中，堪称独到者，是一对清式双鱼如意椅，其靠背上的镂空双鱼取“图心有意，意必吉祥”之趣，其造型之合度、比例之匀称、花式之清雅、工艺之考究，难得一见。

第二，明建国以来的二百多年，为防范蒙古贵族的骚扰，自1386——1396(洪武)即致力于建立北塞联防，晋商人由于承担了兵站任务而致了富，商业更加繁荣，除晋中、晋南的商品拥入外，新安商人经营的南货也源源而来，这些都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发展，为永乐年间晋派家具的初步成熟创造了条件。

第三，1465（成化)——1571年(隆庆)明王朝与蒙古贵族和议之前，北塞“九边”已成为全国性的消费大市场，商贾云集，贸易昌盛，再加上浮糜炫耀消费风气的影响，推动了晋派家具的完善并成为明家具的重要部分。

晋作家具自万历(1573年)后，在苏、广、京等家具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汇流，并共同推动了明家具的提高，晋作的后期家具，日见精巧古趣和运线多变。广作造型的古色古香，铜饰件的精致、大理石镶嵌的悦目，雕漆的通法熟练、螺钿的满布自如等，也对晋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效仿者并不少见。

与苏、广、京三地相比，山西毕竟交通闭塞，其家具所用材料也就只能就地取材，除松、榆、杏、杨外，最常用的是核桃木。这些木材虽说远不及紫檀、红木那样珍贵，但它是山西土生土长的木种，具有地方特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被制作成家具后，多涂深棕色或桔黄色，外罩桐油。这也可以算作是晋作家具的另一个重要地方特色吧。